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婴儿的尿不湿、日复一日的呵斥、满地乱滚的乒乓球、没有弹到烟灰缸里的烟灰、放在角落里的旅行包……所有的元素和细节都在不断堆积情绪，都是生活日常提纯的苦，它们极具普适性，看的过程中会不断想到自己的父母、亲人，进而想到自己，电影里那些扎心的元素就像回旋镖，在电影里转了一圈，最终扎到自己身上。

电影中扎向自己胸口的利刃，和结尾穿上中意的红色连衣裙算是呼应，摆脱懦弱、勇敢前行，山路、夜路，只要走出困住自己的牢笼，就总有办法走出围城。这是导演赋予电影最完美的结局。

影片中每一位演员都表现出色。咏梅给人的感觉是她完全放下和忘了自己，她就是每日被生活消磨、被丈夫欺凌的李红，前面的隐忍、后面的爆发，以及最后解放自己，同一个人的三种精神状态，表演非常精准，咏梅再一次贡献影后级的表演。

姜武也出乎意料的好。男人在家颐指气使、作威作福的样子和认为理所应当的内心被他悉数表露。

孙大勇这个角色，差不多是把婚后男人所有的问题集于一身，令人厌恶到极点，这样的角色塑造，固然能形成很强的戏剧张力，让两人的对手戏好看，同时也给李红的出走足够的说服力，但也难免会让角色有些符号化，让他成为这个故事里的罪魁祸首、最坏的人。

这是《出走的决心》做的表面文章，因此甚至会有人说这部电影“厌男”。事实上，绝大多数观众都没能看懂电影，《出走的决心》不是厌男，也不是批判孙大勇这样的个体，而是有更深的表达。

影片中，李红数十年如一日的操持这个家，她除了变老以外，什么都没变。

但孙大勇呢？李红回忆里的他和现实中的他有巨大变化。

他曾经是温柔的帅小伙儿，电话里许诺李红照顾他一辈子，李红下岗后结束两地分居，在那个年代他花重金给妻子做了个带镜子的衣柜。至少在那个时候，他对李红有尊重，也有爱。

所有婚姻，在谈恋爱和婚后初期，大抵都是这样恩爱有加，孙大勇不懂浪漫，他会对妻子买漂亮的花瓶、插上鲜花心生不悦，他是很典型的“经济适用男”，他会说一毛五一瓶的汽水贵，会对买菜钱精打细算、每天记账，对别人算计是抠，对自己也算计就是节俭。

豆瓣上有一条评论写的是“可怕的是看到很多网友说：经历过的人都知道，演的保守了。开玩笑说姜武演的不好，应该让自己爸来演。”

这条评论，说明孙大勇的巨变不是个例，放在他们那代人，甚至放在当下这代人都具有普适性，这也是电影能平等刺痛每个人的原因，同时也是电影想要表达的核心。

那就是，为什么“孙大勇们”会变成这样？

影片中李红不断地回忆，她回忆自己上大学的希望破灭、回忆父母对自己的态度、回忆和孙大勇从恋爱到结婚、回忆和女儿之间的对话……作为电影第二条主线，回忆部分的内容，作用一半是完整塑造李红，另一半，则是全景展现中国传统家庭的代际关系，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思想，以及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，给女性带来的系统性的压迫。

李红这代人，出生赶上困难时期，家家都很穷；好不容赶上恢复高考可以上大学，但家里人口多往往可着男孩先读书；等到结婚生孩子了，又赶上计划生育要求只能生一个；终于日子有点奔头了，赶上下岗潮。

李红这一生，如果不是最终有了“出走的决心”，其实一切都被安排、被规划好了，注定活不出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大，自己读不上大学、嫁不到一个好男人、没有很好的物质生活，于是有了孩子之后，就要一辈子劳碌。

男主外女主内似乎成了社会定式，女性总是自然而然的承担起操持家务、带孩子的任务，男人则觉得这是理所当然，孙大勇在家里招待亲友，忙里忙外的李红非但不能上桌吃饭，还要被逼着陪酒。

其实看完整部电影就会明白，导演尹丽川对孙大勇的塑造，绝非是对个体或群体的批判，她通过对李红为代表的女性一生的全景展现，告诉所有观众，她们这代人，从读书、就业、结婚、生子都在被安排、被推着走，把孩子带大了接着帮着带孙子、外孙，几十年眨眼过去，始终是为别人活着。社会是一个大系统，女性的困境是系统问题，李红两次下决心出走，两次失败，并非因为丈夫阻拦，而是因为女儿、因为外孙。

电影解决不了系统的问题，但至少提出了问题让观众反思，这已经很有意义了。电影中的李红最终没有和孙大勇离婚，是因为现实中的人物原型苏敏，至今还没能和丈夫离婚成功，她和丈夫之间的故事，或许比电影里还要狗血，希望《出走的决心》能吸引社会对女性更多关注和关爱，如果婚姻法的天平能向女性倾斜一点，就更好了。